大哉强齐(一)


编辑:桐风惊心 [2010-1-9]
出处:http://xiaoshui.gkong.com
作者:潇水
 

冬天就要来了,春天还会很远吗?管仲走过那一串串背时的路,像出口转内销的退货,被木笼囚车运回故乡齐国。
  进了齐国边境不远,辅佐齐桓公夺位的大红人鲍叔牙,不计前嫌,已经派人来迎接了。他们把管仲从木笼囚车里放出来,打开他的桎梏(就是古代手铐脚镣),拿古代剃须刀修整好管仲那刺猬一样蓬勃的胡子,给他穿上袍子,戴上冠,然后换乘一辆适合人类乘坐的正常的车子。根据古代出土的带了桎梏的泥偶,桎,是一条绳索,上连脖颈,下系于腰,中间缚着反背在身后的手——倘是女的,手就在胸前。梏,则是连接两脚的绳索。当然也有木质的,所以是木字边。
  其实,这里也不是鲍叔牙“不计前嫌”。鲍叔牙和管仲本是一对儿作生意的搭档,约定好:一个去保公子小白(即齐桓公),另一个去保公子纠。不论谁保的公子成功了——即继承君位了,自己也必然身为重臣,则都要提携失败了的对方也为重臣。这样俩人就都必有官作,风险的总和为零。他俩都是商人出身,所以这么懂得分散投资啊。此依据《吕氏春秋》:“鲍叔、管仲、召忽,三人相善,····”
  等管仲坐着车,已经快到临淄了,鲍叔牙就去面见齐桓公,要求齐桓公拜这个旧日冤家为卿:“主公,管仲这个人的才能,远在现任上卿高敬仲氏之上!”
  既然大红人鲍叔牙这么说,齐桓公总得给面子,说:“好吧,我来见见他。”
  鲍叔牙说:“对于管仲这样的大能人,不能素常就见的。您得沐浴三次,不吃猪肉,远远到郊外迎候,人家才有情绪对您讲话呢。才肯把治国安邦的大道理告诉您呢。”
  齐桓公闲着也是闲着,权当演戏,照办之后,把管仲用车载着,接到朝堂上坐好,然后就听管仲侃了。
  管仲射箭不行,侃可是一绝。他滔滔不断,江河直下,先从四维不张讲起,适时提出礼义廉耻理论,要男的走马路左边,女的走马路右边;那回来的时候,不是又走到同一边了吗?呵呵。所谓“四维不张,男女分途”,意思是不能再搞齐国的性乱伦了,加强精神文明建设。又强调士农工商都要搬铺盖卷住在一起,分类而居,不许串帮;士人住在城里的固定街区,农人住在乡下田塍之间,工人住在官办的手工业场内外,商人住在“市”(农贸市场)里。加强政府管控,才能更好调动民力,提高国力。随后是征税和征兵,加强集权、足食足兵,实行盐铁管理国有化,统一铸造货币,破除世袭性的官位制度,面试任用非高干出身的布衣贤能,都是国家大计,大谈特谈,最后收尾说富国强兵以后,再高唱“尊王攘夷”的战略口号,实现一代霸主的宏伟目标。所谓霸主,就好像现在的美国,很多小国愿意跟在他的屁股后面当小弟。
  齐桓公觉得太离谱了,就推搪说:“寡人有疾,寡人好色。寡人可不敢妄想当霸主啊。”
  齐桓公好色,倒是事实,据说这位三十多岁的钻石王老五最喜欢的事,就是光着身子坐马车,跑在临淄大街上载着妇人,在阳光照耀下徐徐脱下对方裙裾,一起making love,估计这种出格行为在当时不重周礼的齐国是非常有创意非常酷的。(齐桓公和齐襄公、文姜、宣姜,都是一个爹(齐僖公)生的。龙生龙,凤生凤,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嘛。他们在性生活方面都一样,都继承了齐地东夷族sex liberation的古风。)齐国这个地区,原本是东夷族的地盘。《韩非子·外储说右下》:“桓公之伯也,内事属鲍叔,外事属管仲,被发而御妇人,日游于市。”学者注说,御妇女就是交媾的意思。而且俩人还都披散着头发。另外,“寡人有疾,寡人好色”一语,是齐宣王与孟子对白时候说的,潇水把这句话借用到这里,特意声明。
  齐桓公一说自己好色、不务正业,管仲连忙编了一大套道理忽悠他,意思不外乎请齐桓公彻底放弃权力,让我这个大贤当相国,我撒开了施展,您再荒淫酒色,也可以当一代霸主。
  齐桓公没辙,只好由着管仲建设新时代吧,采取大撒把政策,自己退到二线单抓妇女工作。齐国率先出现君、相二元化分权管理(以前是国家拥有者直接管理,拥有权和管理权是一体的,这样就管的不专业)。
  管仲又跟齐桓公要条件,说:人微言轻,疏不间亲,我一介布衣,家里又穷,没有家族势力,缺乏政治资本,别人不理我这套啊。于是齐桓公给管仲起了大房子,把临淄城里的“市”(商品交易区)税收的三分之一,发给管仲当工资。管仲成了国家第一号暴发户后,又怕被上流社会的老牌贵族看不起,就要求齐桓公给他尊号。齐桓公索性尊称他为“仲父”,就是干爹或者二叔的意思。这样他就既富且贵了,按他的逻辑,便于往下开展工作了。
  肚量阔大的齐桓公又要求全国人都讲避讳,不许说“夷吾”这两个字,因为这是我干爹管仲的名字。齐国老贵族们都大喊晦气。
     在当时,一介布衣是没法进入政府高层的,高层都是大姓豪门世代把持。这些家族也就是史书上所谓的“世家”。管仲则是特例,他没有世家大族背景,硬挤了进来,必然受到世家大族的抵制,所以要齐桓公给他撑腰。布衣大量从政,是战国以后才被逐渐接受。“贵族”这个词,是西方的词,相当于我们的“世家”。在我们春秋时代,有一些血统高贵的大家族,他们经济势力雄厚,有自己的封邑和武装和管理团队,这种大家族就叫作“世家”,比如齐国的国氏、高氏,是姜子牙的后代,世代为卿。大家族的嫡传人是最高领导,管理着本家族事务,这位家族的掌门人,以及家族内其他尊贵子弟,也包揽垄断了国家政府职位,这就是分封制下的“贵族政治”。“贵族政治”下,当官看血统而不是能力,它排斥和妨碍了市场化人才的进入政坛,是相对没落的,也是春秋时期的主导政治形式。而非贵族的“布衣”大量从政,是在战国以后才逐渐多起来。直到秦时代,才终于以进步的“职业官僚政治”,取代了“贵族政治”。
  这位曾经拿着齐桓公的肚脐眼当箭靶子的干爹,总算遇上明主了。齐桓公格外信任他。据说有一次,一个官向齐桓公请示事情,齐桓公说:“去跟仲父说去。”此官再次请示,桓公说:“找仲父去。”一连三次如此。
  有人说:“您这么当君主,岂不太容易啦!”齐桓公说:“寡人没有得到仲父的时候很艰难,已经得到仲父,为什么不变容易呢?”
  君主思虑臣子职权范围内的事,心志就会衰竭;亲自去做臣子职权范围内的事,就会疲惫。齐桓公的原则,用现在英文说就是delegation(授权)。
  一切权力都有了,万事都具备了,齐桓公什么都答应了,生米就要煮成熟饭,人民就要擦亮贼眼,管仲再干不好如何向人民交待?
  时年管仲45岁,商人出身的他不光能吹,也还真能干,充分发挥自己经济学特长。齐国临海,有渔盐之利,管仲就奖励捕鱼煮盐,实行海盐国家专卖,从老百姓手里和别国人手里挣了很多外快。于是政府有了钱,可以对外扩张了。海盐由政府专卖,政府遂从老百姓手里挣钱,使得政府的财力强大,以便对外扩张。一般圣人都崇农抑商,而管仲却铸造货币,干预粮食市场,积极扶植万元户。圣人崇农抑商,害怕商人,因为商人思想不如农民塌实,所以要抑制商人。
  为了维护经济发展的安定环境,管仲归还那些从鲁国、卫国、燕国抢来的土地,换取睦邻友好,转而对外向诸侯国实行经济侵略。当时各国贫盐,齐国抬高盐价,致使他国黄金流失万余斤,天下黄金越少,齐国越提高金价,高价收买各地黄金,以至于形成黄金垄断。再用垄断的金子,贱价购买各国货物,使天下市场操纵于齐国这个金融寡头之手。当时,国家之间的大宗交易用金子,民间市场交易则用青铜货币——布币、刀币之类的。
  管仲向梁国、鲁国订购大批丝织品,对方贪图利益,就废掉农耕,全国养蚕抽丝。一年过后,管仲单方面撕毁购丝合同,一下子就把梁、鲁两国给搁那儿了,梁、鲁老百姓家家没粮食吃,天天裹着自己纺的绫罗绸缎饿肚皮。这大约就是经济结构不合理吧。
  以商业优势带动国家走向富裕之后,管仲开始强兵——组织群众大练兵。城里每家指定一人当兵,五家就是一伍,八个伍设一个连,十个连组成一个旅,旅长叫做“良人”。五个旅是一个军,全国分三军。这三军儿郎平时就在城里,各有职业,每年以打猎形式出城搞两次军事演习。一夕有警,全城可征出很多兵来,还保障了兵员素质。《国语·齐语》:“三分国都以为三军”“作内政而寄军令”。当时征兵和练兵,只针对国人(城市平民)。农民没有资格参加。
  老百姓不许迁徙,每五家的“伍”人,编在同一个作战单位。平时都是一个胡同长大的,从小玩在一起,长大跑在一起,祭祀祖先时互相馈赠礼物,死难时互相吊慰,同灾同福,此唱彼和,感情深厚,所以打仗时可以拼命共同对敌,富于团队精神。夜里作战,听到彼此声音就不会乱伍;白天作战,看到对方容貌就互相认识(当时可能没有统一军装,全靠脸熟,才避免打错了)。这种征兵制,比后代募兵制买来的雇佣兵,更团结、更忠诚,也更爱家爱土,不需要搞整风运动,思想就已经很统一了(类似同时期希腊国家斯巴达的15人一组的小型战斗单位“菲迪拉亚”)。“菲迪拉亚”,也是生活打仗都在一起。
  士兵有了,兵器怎么办?管仲说,犯罪之人,缴一只真皮的盾加一枝大戟就可以赎罪。想打官司吗?诉讼费是三十支箭。由于当时国家形制不够成熟,政府财力有限,所以没钱打仗,才这样靠从民间征缴兵器。上述所有管仲的改革内容,皆基于《管子》一书以及《国语》中齐桓公与管仲的对话。这里可以看见,管仲的改革,主要两方面内容:一是富民,二是民富了之后,加强政府对民间的征敛能力,从而使得齐国有力量对外军事扩张。
  总之,大话吹出去之后,嘿,还真对得起这一张脸,在管仲大圣人的治理下,齐国发展经济,解放思想,国力大增,有了钱也就有了军队了,齐国军事力量很快达到三军规模,每军编制一万人,总计兵车达八百乘。兵车多少是衡量一个国家的财力的标志。养着这么多军队,就得给他们找事情做,军事机器闲着就会长锈。于是它在未来的三十年间,像绞肉馅一样绞掉周边三十多个小国,成为东方超级大国。管仲给这个一度只会纵欲享乐的爬虫样没志气的国家,带来了天翻地覆的腾达变化,最终成为春秋大地上的第一只恐龙。管仲刚上台时候的齐国,边长不过是百多公里,可谓弹丸小国。到了战国末年,齐国则已扩张成为地方二千余里(即边长一千公里)、列城七十的东方泱泱大国,比现在一个省还大。
  
  潇水曰:我们老说明朝出现资本主义萌芽,好像中国人在那以前不作生意。其实,春秋战国时代的大商人,著名的比如陶朱、猗顿、吕不韦,势力足以干预国家机器。管仲更是个把商业升为国家战略的典型例子,他让齐国富起来的办法,主要是靠发展商业。他在道路关卡上不对过往的商人货物征税,在市场上,对商人只收铺位租金,取消各项营业税,这都是在给商人优惠政策。
  然而,死脑筋的孔子却总不服气管仲这一套,尤其看不起管仲鼓励经商。他觉得管仲只鼓励了发展经济,而没有发展礼仪。所以他说管仲“不知礼”,他还说管仲奢侈。商业发展了,就会奢侈,奢侈了,就必然破坏礼仪等级,所以这俩事是一致的。儒家评论干部的着眼点,就是这样的,不把吃饱肚子的“发展”当作重点,而紧盯着看谁讲了“礼”,真是周小公的好徒弟啊。
  “礼”固然重要,但万事“礼”当先,把它摆在了“发展”的前面,那就···唉,真是拿他们没办法啊。

  商业发展了,必然伴随服务业也发展。所以管仲也搞了一些民心工程,比如他修建了一大堆国营妓院,叫做“女市”,让大家去进去玩乐。妓院的开办,释放了社会多余精力,也保护了良家妇女——使她们出门时免受一些坏男子的追逐,同时也拉动了内需。官营妓院可以给国家创收,支撑齐国的军队,从而为齐国在国际上争霸作贡献哦!!<BR>      不过,这大约都是孔子眼中他“不知礼”的地方吧。<BR>      不管孔子接受不接受,在先秦时代,城市商业是蓬勃发展的。当时一些大城市的面积,竟然比后来汉朝时还大,这正是春秋战国城市商业发达的证据和结果。商业发展导致了城市的繁荣。春秋战国时期的商业发达水平,在中国历史上曾是个高点。到了秦汉以后,商业被普遍压制,大城市的数量和个体面积反倒下降。